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消息：l998年，北京市各高校共有应届毕业的本科生、研究生5．8万人，其中外地学生达4万多人。
浩浩荡荡的4万人才，从今年2月起，就开始“四面出击”，寻找工作单位只是目的之一，找到“北京户口”才更加重要。
下文摘自《华声月报》1998年7月号。
采取迂回战术获取北京户口
在北京各大院校，外地生源留京指标控制在10％。外地学生必须拿到所在院校的留京指标与接收单位的留京指标，才算是找到工作、正式留在了北京。
集两个指标于一身，操作起来并不那么容易，毕业生们要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
战术之一：“国企是一块弹性极佳的‘跳板’，踏上它，你会飞得更高更远。”
l996年，北京市一家国有企业曾接收过一名外地生源大学生。进厂以前，这名意气风发的男孩曾以其满腔的热情、“超人”的智慧和滔滔不绝的口才，镇住了连同厂长在内的各级负责人。从企业的产品到管理方式，他都提出了种种颇受赏识的意见和设想，厂长立即作出反应，在他进厂之后，进行重点培养。
没料到，一年没过完，工厂里已不见这位大学生年轻而充满生命活力的身影。企业派出专人查询他的消息，结果发现这名颇有见地的学生已在一家外企任职。
在中国，国有企事业单位能够享受到国家对毕业生分配的“政策保护”和“政策倾斜”，申请留京指标相对容易，大学毕业生一眼就看中了这一条。
把企业当跳板的多了，有的企业已对外地生源的毕业生满腹狐疑。实质上，不仅仅是国企，高校、研究所也遭到同样的“恶运”；而且留在大专院校，还不占用10％的留京名额。
据统计：北京某电机厂，近5年接收大中专生300多人，至今已调走200人，占70％；某设计研究所，近年招收的50多名本科生和研究生，已有30多人调走，占60％。
工作三至六年的大学毕业生，外流比例最大。这部分人员具有一定的专业理论，经过几年实践锻炼，理应成为企业的骨干力量，却由于各种原因“跳槽”，即所谓的“羽翼已丰”。
1995年从北京市企业调出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共1．8万余人，其中1．1万多人去了外企、三资企业和民办企业等。
为防止国企人才的流失，早在1986年国家教委就作出规定，大学毕业生要与接收单位签定为期5年的服务合同；有一些院校已将合同期限提高到了8年，但仍然无法从根本上阻止“交钱走人”、“跳槽”的现象。
战术之二：“我交钱，你给户口，我喜欢这种交易！”
谁都知道江维艳大学毕业分配到一家广告公司工作，然而事实上她没有在那家公司上过一天班，而是在一家新闻单位做事。原来，她用了近两万元钱，再加上熟人的关系，买到了这份自由。
大学生朱军与一家国企单位签约后不久，即到一家外企工作，而档案还留在那家国企，国企对此不闻不问，原来双方之间早有默契。
这就是一些想获取北京户口、关系又不够“硬”的学生所做的生意，双方签约以前，学生就与用人单位讲好“价码”：合同期五年，按每年2000元计，报到后交一万元钱就可以走人。
这种生意目前还没有经任何物价部门审核、批准，今后能否成为一个“新兴产业”，也不得而知。
战术之三：“‘爱情’也可以利用一把。”
北京市公安局在1997年曾下发了一个《关于解决存档人员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的实施细则》，《细则》中规定：大学本科学历、在北京市人才服务中心存档时间满3年、且配偶也是本科学历的，同意其配偶调京落户。
因此，许多大学毕业生将找一个北京户口的配偶，作为解决户口问题的捷径之一。
刘晓月家在江西，大学毕业后，她在北京的伯伯无儿无女，非常希望她能留在身边，全家人开始为户口而费尽心思。最后，还是伯伯想出了一条“万全之策”———在北京为刘晓月找一个军人作丈夫。对于军人家属的户籍，北京市有一些特殊的规定。晓月又是大学生，户口问题应该好解决。
然而，在与那位上尉军人的相处中，晓月却没有感到任何幸福；男友到大伯家，连大伯、大婶也要“敬”他三分。但她为了户口情愿“忍辱负重”。
为什么“户口”能使这些高智商者费尽心思呢？
没有户口，难以立业
“已经三年了，我以为可以淡忘户口，但是……”
董娟在瑞士学了三年的酒店管理，掌握了德、法、英三国语言。她很希望回北京介入酒店管理这一行，做得好一些，职位高一些。在瑞士时，她向北京的几家大酒店发出了求职信，希尔顿、凯宾斯基等大酒店都答应与她进行面谈。于是，她从瑞士赶回了北京。
在面试时，凯宾斯基一个德国籍的业务主管才猛然醒悟说：你不是北京人！
在国外三年的时间，她的确已淡忘了“户口”。但北京的酒店业，尤其是五星级酒店从来不接收外地人。董娟感到“特别生气”。
因为她很喜欢北京的文化氛围，所以不愿意离开。目前，她在一家外国广播公司的驻京机构工作，主要是做翻译，月收入可达l000美元，但她没有按照北京的规定，通过外企服务总公司进入外企，属于“打黑工”一类。她知道，这份工作很不稳定，一旦北京有关部门清查，就可能丢掉。
“人才招聘，一定要写上‘须有北京户口’几个字。”
在《北京青年报》“人才高速公路”刊登的招聘广告上，100％的用人单位都会写上：本公司招聘的人员需有北京市户口。认真一查，北京报刊几乎所有的人才招聘启事中都有“须北京户口”这一先决条件。难道这些公司真的是非北京户口的人才不用吗？
记者曾通过电话向一家打出招聘启事的服装公司咨询，答复是：只要有能力，哪里的户口他们并不在乎。那为什么又会在广告中打入这些要求呢？
原来，凡是人才招聘广告，都由北京市人事局的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统一审核，用人单位也只有加上“前来应聘的人员需有北京户口”才能顺利通过审查，广告才能见诸报端。
用人单位：对外地人欢迎还是戒备？
事实上，这些规定并没有阻止一些单位任用来自外地的人才，甚至委以重任。
吴淑惠已经升任一家电子有限公司的业务经理，并且代表公司去美国参加了一个国际交流大会，即便如此，公司还是没有给她缴纳养老、人身意外、大病医疗等项保险。
聘用外地人员无疑会给单位带来一定的“实惠”，不用按规定给雇用人员缴纳各项保险金，可省去一大笔开销，用得不顺手还可以随时炒掉。这虽然使个人的权利受到损害，但“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”，这也成为外地人在北京生存的空隙。
但非北京户口的人才在北京就业，工龄、职称、社会保障等都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。
户口事关“生命延续”
北京某高校一位内蒙生源的硕士生，直言不讳地对我说：“如果你没有北京市户口，我找对象也不找你。”他在择业时，事先考虑的问题依次是：户口、单位、专业、房子等。
“户口是我永久的创伤。”
李云是北京一所知名大学新闻系的应届毕业生，今年7月以后，她不得不暂时放弃自己喜欢的新闻专业，去一家广告公司工作，原因只有一个，没有一家新闻单位给她提供进京的户口。尽管她今年只有22岁，却说：为了孩子，我也要有一个北京户口。
李云的父亲是上海人，母亲是河南人；父母所在的单位流动性很强，她的户口也从江苏、北京、陕西、宁夏不断流动，也不断地在这些地方的学校里做一名旁听生或借读生。
从一出生起，李云的奶奶就致力于把她的户口办回上海。小学五年级时，她到上海读书，曾遭到里弄一家小学的拒绝。
她永远也不能忘记那一幕：奶奶因为校长的拒绝而痛哭，并一直对校长说“我的孙女是个好孩子啊！”后来，奶奶竟然在校长面前双膝跪下……
如果李云所在的年代有这么多获得户口的方式，相信奶奶一定会为她买户口，十几年前户口的控制太严格了。李云甚至认为，能用钱买户口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和户籍制度的松动。
“没有户口，有钱也行。”
那么，如果没有北京户口，下一代入学究竟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？
据调查，没有北京户口，孩子只能以借读的方式进入北京的学校。今年3月，国家教委、公安部联合颁发了《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》，希望能通过全日制公办小学借读为主，同时企事业组织、社会团体及公民个人，依法兴办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就读的民办学校，或者其他形式的简易学校，以解决流动儿童的就学问题。
丰台区作为一个试点，已经积累了3年的经验。到目前主要的方式还是借读。区教委规定，每个孩子的借读费用为一学期500元到l000元。丰台区现在只有一所专门为非北京户口的孩子开办的学校，即由阳光红商贸有限公司资助开办的华康学校，并以民办公助的形式出现。
在华康学校，小学、中学每学期分别要缴900元、1000元的学费，每月370元的住宿费、伙食费，一年合计要拿出6000元左右的费用供孩子读书。
孩子入学如果想确实取消户籍差别的话，那就是上私立学校，即所谓的“贵族学校”。据记者了解，私立学校所耍缴纳的费用令普通人咋舌。在北京四环附近的力达学校，一进校，先要缴7．5万元的赞助费，然后，小学每年学杂费2万元左右，中学3万元左右。
在中国，每一个学生的教育经费是依据户籍，由当地的财政部门划拨。也因此，北京的学校没有义务为非北京市户口的孩子提供教育。
在没有确定自己是否会有丰厚收入的时候，恐怕还没有多少人会轻易地置户口于不顾。
1998年7月，应届毕业生开始踏上工作岗位，不过，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大城市，新一轮户籍情结又正在蕴酿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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